在我国古代，官府拒讼、百姓厌讼。深究其原因，对更好地实施立案登记制有积极的借鉴意义。

　　一、中国古人对“讼”的态度

　　无论社会文明程度如何发达，矛盾和争议在所难免，那就必然会有纠纷和诉讼。我国古人对“讼”持什么样的态度呢？

　　“讼”原为《周易》之一卦，其上卦为乾，乾为天，要上升；下卦为坎，坎为水，水往下流；天轻而上浮，水凝而下流，互不交合，有分离之相，故讼卦有争夺之意。《说文》：讼，争也。其卦辞为：有孚（通俘），窒惕，中吉，终凶。意思是，（争）可得俘虏（有利可图），要警惕戒惧，中途吉利，但最终是凶。故讼卦意指，争夺能得一时之利，但最终是凶，即争者无胜。争讼为凶是古人对讼的基本认识，故追求“无讼”。

　　子曰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。必也使无讼乎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追求“无讼”表现为百姓厌讼、官府拒讼。南宋朱熹的《劝谕榜》中说：劝谕士民乡党族姻所宜亲睦，或有小忿，宜启深思，更且委屈调和，未可容易论讼。盖得理亦须伤财废业，况无理不免坐罪遭刑，终必有凶，且当痛诫。

　　明代王阳明创立十家牌法，申谕乡亲：“每日各家照牌位互相劝谕，务令讲信修睦，息讼罢争。……心要平恕，毋得轻意纷争；事要含忍，毋得辄兴词讼。”（《申谕十家牌法》）

　　为达到无讼、息讼之目的，官府多采用拖延、拒收讼状、对告状者施加刑罚等手段。如“孔子为鲁司寇，有父子讼者，孔子拘之三月不别，其父请止，孔子舍之。”（《荀子·宥坐》）孔子把争讼的父子抓了起来，三个月不审理、不过问。后来父亲说状不告了，孔子才放了他们。

　　清人钟祥曾详言审理词讼之诸项原则，其中第一项曰：“讼端不容轻起也。”……其二曰“控词不宜率准也”，这是说于呈词中发现捏饰之情，即予明白驳斥，不准混诉，倘必收呈，也要于批呈之时，“详细指驳，以杜滋讼”，遇有细微末事，更宜当堂劝令免讼，“此尤息讼之法也”。（梁治平：《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222页。）

　　对于缠讼之人，官府往往要（或威胁）严加惩处。如清代人樊增祥有一个批呈，《樊山政书·批客民黄鑫武控词》：以尔之顽钝无耻，缠讼不休，实属罕见。候饬两县将尔递解回籍，以免陕民久受讼害。尔如知机，早遁为妙。不知告状人黄鑫武为何被称 “顽钝无耻，缠讼不休”，该案还未审理，即威胁要递解其回原籍。

　　古人厌讼还表现在对“讼棍”的惩治上。宋人一书判中说：大凡市井小民，乡村百姓，本无好讼之心。皆是奸猾之徒教唆所致。……（地方官们） 嫉恶此曹，如恶盗贼，常欲屏之远方，以御魑魅。（《名公书判清明集·胡石壁：责决配状》）

　　二、中国古人拒讼、厌讼的原因

　　李约瑟先生说：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与和谐，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。（李约瑟：《李约瑟文集》，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338页。）我国古人认为自然是最和谐的，春夏秋冬，四时而化；宇宙万物，周流不息；皆动静有常，秩序井然，不争不抢不夺，各安其份，各守其位，自然而和谐。《道德经·第二十五章》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故人类社会也应当以“和谐”为旨归。故《论语·学而》中说：礼之用，和为贵。

　　在和谐观念指引下，“争”被认为是不好的。《道德经·第三章》：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。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。不见可欲，使民心不乱。” 《商君书·开塞》：“当此时也，民务胜而力争。务胜则争，力争则讼，讼而无正，则莫得其性也。”

　　“争”意味着破坏和谐，“讼”则意味着打乱秩序。故争讼为当政者所不能容忍。是否好讼为民之好坏的标准：“良民畏讼，莠民不畏讼；良民以讼为祸，莠民以讼为能。”（《路德：“邱叔山府判录存序” 》）“讼”之多寡成了考核当地官员的重要指标，常有因“讼”多被免官或辞官的。《后汉书·许荆传》：有兄弟争财，互相言讼。荆对之叹曰：“吾荷国重任，而教化不行，咎在太守。”乃故使吏上书陈状，乞诣廷尉。

　　古代官员既有掌管刑讼之权，更有教化和维稳之责。如果讼多，则意味着官员未尽到教化维稳之责。故一些地方官就拒讼，并丑化争讼行为。如鲁恭为中牟令，遇有一亭长借牛不还，鲁恭再三令亭长归还，但不从。鲁恭叹曰：“是教化不行也。”欲解印绶去。（《后汉书·鲁恭传》）

　　再如，《旧唐书·韦景骏》：唐韦景骏为贵乡令。县人有母子相讼者。景骏谓之曰：“吾少孤，每见人养亲，自恨终无天分。汝幸在温情之地，何得如此？锡类不行，令之罪也。”

　　三、拒讼的实际后果

　　和谐、无讼当然是也好的，但公平应当能够得到基本保障，不能是威逼利诱和遮盖下的和谐和无讼。表面上的和谐可能掩盖着不平和屈辱。低公正水平上的和谐，看似无讼平静的社会，可能掩盖着巨大的社会和政治风险。明人海瑞曾批评过这种不问曲直，但求无讼的做法：问之识者多说是词讼作四六分问，方息得讼。谓与原告以六分理，亦必与被告以四分。与原告以六分罪，亦必与被告以四分。二人曲直不甚相远，可免忿激再讼。然此虽止终于一时，实动争讼于后。理曲健讼之人得一半直，缠得被诬人得一半罪，彼心快于是矣。下人揣知上人意向，讼繁兴矣。人问官事怕刁人，两可和解，俗以老人和事笑之。四六之说非和事老人乎？（《海瑞传》）

　　清人樊增祥也曾说：妇女无识，戚族教唆，涉讼公庭，照例批饬调处，即经官断，往往无理者薄责而厚赍，有理者受累而折财。问官之自命循良者，于被讹之家，劝令忍让，曰全骨肉。于诬告者，酌断财产，曰恤贫寡也。此等断法，几乎人人如此。（《新编樊山批、判牍精华》）

　　缺少弹性的和谐、无讼社会，可能一触即溃。我国古代没有因为官府威权掩盖下的“和谐”而长治久安，反而朝代更迭频繁。

　　四、对实施立案等级制的启示

　　鉴古而察今，实施好立案登记制要注意一下几点。

　　首先，要正确认识和理解和谐。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，和谐不在于看不到矛盾和冲突，而在于对其如何解决。和谐社会应当具有一定张力，矛盾和冲突有解决的渠道，权利能够得到保障，正当的利益能够等到保护，冤屈能够得到及时昭雪，犯罪得到应有的惩治，而不是无视权利和财产被侵犯，百姓在屈辱中生存。

　　其次，建立司法和行政相对独立的社会治理体系。我国古代一直是司法行政教化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，司法责任仅是官员的次要责任。如果百姓讼繁，官员就要受到追究，故官员必然拒讼。

　　第三，司法要有合理的力量保障。古代官员的主要职责是理政，而协助官员裁断案件的多是所谓的师爷，师爷并非正规的公务人员，系官员的私人顾问，对案件裁断不负独立责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司法力量就难以保障，很多官员难以应付。如王阳明在任庐陵县令发布了《告谕庐陵父老子弟》：庐陵文献之地，而以健讼称，甚为吾民羞之。县令不明，不能听断，且气弱多疾。今与吾民约，自今非有迫于躯命，大不得已事，不得辄兴词讼。当今，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。要全面落实立案登记制，必须增加司法人员，确保法官所审判的案件数量在合理的承受范围之内。